高校教师要评职称，发表论文数是“硬杠杠”：升副教授要4—6篇，升教授要6—10篇，其中还必须有 “核心期刊”、“权威期刊”……这一评价机制在我国高校属于“常规动作”，复旦大学却决意要破一破——教师只要拿得出够分量的研究成果并通过严格评审，哪怕只有一篇，哪怕没有“权威”、“核心”，也能获得竞聘高级职称的资格。据悉，这一“代表作”机制自2010年起试点后，今年酝酿在全校推广（3月28日《解放日报》）。

职称，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对一个人的学术能力或技术水平的专业化认定，表明他具有何种学术水平或从事何种工作岗位，象征着一定的身份。按理说，一个人能不能评上相应的职称，主要应看其学术能力或技术水平。或者说，评什么样的职称，应是其学术能力或技术水平达到一定标准后，水到渠成的事，与发表了多少论文、发在哪里有关系，但没有必然关系。

过去，论文数量少，为推动教师和专业人员多思多想多写，在评定职称时规定论文发表数量，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这种“一刀切”的规定，也逼出了论文数量“大跃进”和质量“泡沫”。有人曾算过，以我国每年评职称发表论文的数量算，全国的学术期刊根本就发不下。这逼得一些人不得不托关系、找路子，一些学术期刊因此“坐地生财”、“不学无术”，一些假冒期刊借机以“帮忙发论文”之名招摇撞骗、大赚其钱。

按晋升一级职称需相隔5年算，其间要写四五篇论文。一个忙于学术研究和业务工作的人，让他每年写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就算有新成果、新观点，恐怕也没那么多时间。但职称不光意味着学术地位的提升，更意味着工资、福利等的增加。为此，不少人不惜“为评职称而写论文”，有的甚至通过网上搜索、复制、拼贴，甚至抄袭、剽窃等办法完成论文，有些刊物论文掏钱就能发，有些论文纯粹就是工作总结。真像有人说的，这样的论文“只有两个读者”——谁写谁看，谁编谁看。据报道，2011年时，中国论文数量已经超越美国，飙升至世界第一，但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

就像“唯GDP”催生官员政绩弄虚作假一样，“唯数量”的职称论文考核制度，也必然催生学术浮躁、学术腐败和学术堕落。大量本想“板凳要坐十年冷”的人，也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精力和心思花在写论文、发论文上。更可怕的是，在这种评价体系下，那些热衷于搞“短平快”或投机取巧的人，反而更容易获奖或晋升职称，而踏踏实实做学问、搞研究的人，反而得不到正确评价。如此“逆淘汰”，损害学术尊严，更助长急功近利的歪风，阻滞科研创新。这正如中科院院士陈佳洱所说：“现在很多研究都是‘论文驱动’，而不是科学目标驱动。”

看过美国奥斯卡获奖影片《美丽心灵》的人都知道，“博弈论”的提出者约翰·纳什，30岁时就患上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但还是凭借21岁时发表的一篇只有27页的博士论文，成为了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教授，并在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发表论文，追求数量可以，但必须“好字优先”。“宁吃鲜桃一颗，不吃烂杏一筐”，这样的道理不难理解，但指挥棒出了毛病，就会把人引上歧途。复旦大学施行“代表作”制度，从数量回归质量，使真正有才能的人获得科学合理的评价，是引导和激励更多人沉下心来无搞研究、做实事的纠偏之举。它不光对高校，对各行各业评定职称、评价人才，都有启示意义。至于有人担心“代表作”评价制会因陷入“人情泥淖”而走偏，这很有可能，但是另一个问题。

（注：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