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份，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30年，杨鹤书肯定希望等到这一天。但造化弄人，10月14日，身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功臣的杨鹤书在广州逝世，享年75岁。40多岁时，杨鹤书已满头银发，在这个时期，他参与复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写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个民族学教材。

 

 

下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将迎来复办30周年。复办两字，不难书写，但复办过程却颇为艰难。

 

在中国，要谈人类学，就不能不提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类学的拓荒者，后因人为因素被裁撤。1981年，在梁钊韬教授的奔走呼吁下，停办30多年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重新恢复，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杨鹤书则是复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中坚力量之一。

 

没有师资、没有学科体系，甚至没有教材，虽名为复办，实为创办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这也成为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轰动全国高校的大事。

 

梁钊韬，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教育家，也是杨鹤书的老师。没有师资，梁钊韬首先调他培养的研究生陈启新和杨鹤书。杨鹤书会同原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的商志香覃、李松生、曾骐老师等作为基础班底。

 

 

1979年，按照梁钊韬的要求，杨鹤书回到中大不久，便写出民族学概论的7章提纲，后梁、陈又补充了3章，成10章，最后成书时是11章。他和陈启新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用半年的时间写出了讲义，开了课，并后来出版了全国第一部《中国民族学概论》。

 

早一年，杨鹤书与梁钊韬、陈启新等人带着准备好编写民族学提纲，上京斟求意见，以求获得复系支持。

 

杨鹤书曾撰文回忆，半个月时间内，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的学者开了几次座谈会。几十位专家，一听说我们要搞民族学，不少人都心有余悸。

 

就是在这样异常困难的条件下，中山大学创造性地写出了《中国民族学概论》讲义，标志着中国有了自己的民族学教材。该书的出版，被有关专家称为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梁钊韬在写给杨鹤书的信中说道：该书的出版：“稳住了初办的人类学系的阵脚。”是大家在“分工中创办了人类学系”。

 

 

杨鹤书长期从事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客家学等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并在滇、琼、粤、闽等省（区）少数民族和汉族客家地区从事人类学田野工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中国民族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形态、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宗教社会学等课程。

 

从1978年回中山大学任教，杨鹤书再未离开过康乐园。40岁出头时，他便是一头银发，白到无一黑丝，这也成为杨鹤书的独特标志。

 

 

1936年8月，杨鹤书生于广东省平远县，1957年9月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

 

杨鹤书是镇上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学生。因其家中贫穷，全村人为他凑足4块钱的学费和生活费。临出发，杨鹤书在临别时跪拜乡亲，以表谢意。为省开支，杨鹤书步行10余天从平远县赶到广州。

 

今年5月，杨鹤书最后一次回到家乡，他的遗愿是回葬家乡。

 

相扶相伴50载 神仙眷侣天堂相会

 

今年年初，相伴50年的妻子陈淑濂过世，两人“没有大声吵过架，没有红过脸”。1984年，杨鹤书突发心肌梗塞，从此便与药物相伴。今年年初，妻子离世，杨鹤书便不再专心吃药，对身体的关注也不如以前。

 

在今年3月1日的日记中，杨鹤书写道：“今天回中大取物，以前我说我回来了，淑便会柔声回应：回来了。可现在一片静寂。打开立柜门看到淑的很多新衣服挂在那里，睹物思人，又引起自己哭起来。”

 

陈淑濂是家中总管，这也让杨鹤书“生活上无忧愁”。家中电话铃声响起，总是陈淑濂首先拿起听筒。因杨鹤书心脏问题，陈淑濂练就察言观色的本事，看见丈夫脸色不对，便要想办法帮其疏解，不至生气。

 

10月24日（星期一），杨鹤书教授遗体告别仪式将于上午10时在广州殡仪馆仙鹤厅举行。